1931年，我6岁的时候，开始在祖籍沂水城郊农村，断断续续上了五六年小学。下学后就在家种地，受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在朋友的推荐下，参加了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转业到山东工业厅职工学校，此后换过五六家单位，都是在学校工作，基本上是与学生打交道，工作的核心是为培养学生服务。

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无论处在什么年代，处于怎样的环境，也无论教育理念如何演变，教育工作者都要把学生放在心上，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这实际上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把群众放在心上，把心放在群众身上”，这句话演绎到教育工作者上，就是“把学生放在心上，把心放在学生身上”！

心里有了学生，有些看起来千难万难的事，也就不那么难了。

比如与学生的“四同”。那时候好多年轻人有家庭，有两地分居之类的情况，能够抛家舍业和学生一起吃住，与学生打成一片，需要克服不少困难。但大家的觉悟很高，认为做工作嘛，就需要奉献和投入，不能光强调个人困难。既然管学生，就要了解学生，你就得和他们有较多的接触，有一定的感情，你才会了解、掌握更多的情况。

那时我还代课，讲“政治经济学”课。因为师生比较熟嘛，讲课过程中会有同学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也耐心解答。个别学生犯错时，我会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但同时，对待学生，我一定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保护学生健康成长。

这方面的故事很多，我简单说说孙茂英同学的一件事。孙茂英是六八级经济系的学生，在中学就入了党。入学后更加努力，大三时成功竞选为校学生会主席。那时我是经济系的主任，并且担任她的政治老师，她学习刻苦，以身作则，经常向我汇报学习情况，帮我做学生工作，也因此和我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孙茂英心系同学，活动组织能力较强。有一次请了一位老红军张福林为同学们做励志报告。张福林是枣庄最早的一批地下党员，不认识几个字，给同学们做报告担心自己讲得没有条理。于是，孙茂英就请我为他梳理他的传奇经历和故事。一来二往，我们育人也育己，师生友谊也历久弥坚。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干部受到冲击，孙茂英也受到牵连，说她与刘子光是“一伙”的，与我是“亲戚关系”。在这种舆论的影响下，在不断受到压制的境遇中，孙茂英明辨是非，从不颠倒黑白，绝不见风使舵、随风而倒，并且坚持下来，毫不动摇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毕业以后，孙茂英还是会经常和我联系，不忘记我这个老师，只要她回学校，就一定会来看望我。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段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也是一段坚持真理、捍卫正义的难忘历史。

我们把学生当亲人，对优秀学生是这样，对有问题的学生也是这样。作为青年学生，难免有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是要以正面教育为主。那年在泰安，几个学生打架。当时学院开会，要开除那几个学生。我不同意。那时候，我在校纪委工作，觉得青年学生犯了错，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该一棍子打死，可以处分他们，留校察看，留一年或者两年，不改的话再说。我坚持不要开除，为什么要坚持？我认为青年学生有可塑性、可教育性，把他们开除了，推到社会上，有什么好处？要是我们自己的亲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一开了之”吗？

有些学生也确实让人“怵头”。我讲政治经济学，上课的时候，有个学生就提出来：“劳改犯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让谁剥削了？”有人就说这个学生“三观”有问题，后来这个学生不敢见我。“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了造反派，把学校里的印章拿走了。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学生，虽然有些“怵头”，但我不放弃、不抛弃，多次找到他做工作，提醒他：“你拿着个印章就可以当官了吗？这不就是个记号，是个通行证而已。”“你这样做属于无知，属于违规，甚至违法。”

有个学生，想搞永动机。我就一直劝他，别费这个功夫，把精力用在专业学习上，好好学习。有个学生喜欢写打油诗，随手写“虎落平原被犬欺，落难的凤凰不如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抓住了，要受处分。我据理力争，坚持说：“这就是个打油诗，而且这也不是他创作的，那些旧书上都有，也不是他的原创。”我努力说服要处分他的人。

高校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光荣使命，学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应站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高度，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亲人，对他们施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千千万万家长的殷切期望，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选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讲述：傅春光 整理：信永华）